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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小人物視角揭露底層社會的現實與荒謬的黑色電影。導演黃信堯從看似平凡的日常場景中，呈現出人性的複雜。電影中的黑白影像與彩色世界的對比帶來視覺上的衝擊，以及階級分野的具體象徵。將底層人物的無奈與荒誕呈現在觀眾眼前，並藉此拷問人性與社會結構的矛盾。

電影聚焦於兩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，保安菜脯和拾荒者肚財。他們的生活充滿無奈和窘迫，靠著微薄的收入維持生計，甚至連最基本的需求都難以滿足。肚財的生活尤其悲慘，依靠拾荒過活，吃著便利商店丟棄的過期便當，唯一的娛樂是夾娃娃機。這個看似平凡的興趣，實際上卻充滿了其內心深處渴望控制和獲得些微成就的隱喻。而菜脯則白天在葬儀社打鼓，晚上在佛像工廠做保安，兩人都在社會的邊緣掙扎求存。

菜脯與肚財的友情建立在這種共同的艱難生活之上。他們在工廠的保安室裏，一起看電視、吃著垃圾堆裏撿來的食物，這些微不足道的互動，成為他們唯一的慰藉。當肚財提議偷看工廠老闆黃啟文的行車紀錄器時，他們無意間踏入了上流社會的私密世界。這種偷窺的行為，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底層對上層無聲的抗議。他們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，短暫地觸碰那些遙不可及的權力和享樂。

黃啟文表面上是一位知名的藝術家和慈善家，實際上卻是個道貌岸然的權貴，背後涉及官商勾結和各種不為人知的骯髒交易。透過行車紀錄器，菜脯和肚財不僅窺探到黃啟文的私生活，甚至發現了一樁驚天的凶殺案。電影在這裏將「窺視」這行為推向了極致，不僅僅是角色之間的窺探，觀眾也成了這場窺視的參與者，隨著劇情的推進，逐步走進這個充滿腐敗和虛偽的社會。

底層小人物的生活是黑白的，貧瘠而單調；而上層精英的世界則充滿了色彩，燈紅酒綠，奢華享樂。對於菜脯與肚財來說，彩色世界是遙遠的夢境，他們只能通過偷窺的方式，短暫地一瞥那些他們永遠無法擁有的東西。

然而，這樣的偷窺並沒有帶來任何改變，反而讓他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與上層世界的距離。當他們發現黃啟文的行車紀錄器裏藏著謀殺的證據時，這個秘密並沒有讓他們獲得權力，反而成為了壓在他們胸口的巨大負擔。他們無法選擇報警，因為他們明白自己在這個階級社會中是多麼無力。即使手中握真相，也無法撼動權力，這是底層的悲哀與無奈。

得知黃啟文的秘密後，他們選擇去廟裏求神拜佛，試圖尋找到某種精神上的解脫。然而，這行為顯得荒誕而無力。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並沒有帶來真正的改變，相反，只是讓他們在現實的困境中更加迷茫。大佛像內的屍體象徵著真相的壓抑，而佛像外的信徒們仍然虔誠地膜拜，卻完全不知佛像內部的骯髒與腐敗。

佛像象徵著慈悲與救贖，但在電影中，佛像內卻藏著一具被謀殺的屍體。這種強烈的反差，揭示了信仰與權力之間的糾纏。在這個故事裏，信仰並不能帶來真正的解脫，反而成為了權力的工具。黃啟文通過製作佛像來掩蓋自己的罪行，這是一種對信仰的嘲弄，也是對底層小人物無助命運的再次強調。菜脯和肚財並不真的相信神明能夠解救他們，這只是他們在現實困境中的一次徒勞嘗試。最終，佛像內的屍體被封閉，真相被掩蓋，底層小人物依然在命運的漩渦中掙扎著。

電影中的每一個角色，不論是拾荒的肚財、保安菜脯，還是權貴黃啟文，都被困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中，無法脫身。菜脯和肚財兩人即使發現了黃啟文的罪行，也只能默默承受，無法反抗。肚財的死亡似乎是一場意外，但觀眾心知肚明，這背後可能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肚財從不喝酒，卻被認定為酒駕死亡，這種荒謬的設定，表示著底層人物的命運早已注定，他們無法改變現實，甚至連理解這個社會的能力都被剝奪了。而黃啟文則利用金錢和權力，將自己的罪行掩蓋得滴水不漏，最終仍然過著他那光鮮亮麗的生活。

菜脯面對好友的逝去，無力反抗，只能默默接受現實。他知道真相，卻沒有勇氣揭露，因為他明白，揭露真相只會讓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。當黃啟文出錢讓菜脯的母親住進高級醫院時，菜脯的沉默變得更加無可奈何。這是一種極端的現實，即便知道真相，也無法改變任何事。這種無力感貫穿整部電影，讓人感受到底層小人物的絕望。

護國大會如期舉行，肚財卻已經不在人世，而大佛像內傳來的怪響，為整個故事畫上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句號。這聲音可能是死去的舊情人的回聲，也可能是眾人對現實的頓悟。而聲音打破了儀式的莊嚴，使整個社會的虛偽表象露出了裂縫。誰才是真正的「大佛」，而誰又是被壓在佛像之下的眾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