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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黑箱日誌》是一部由記者伊藤詩織自導自述的紀錄片，記錄她在經歷性暴力事件後，如何透過影像作為回應的歷程。歷時八年，橫跨報案、訴訟、媒體反應與公眾輿論，呈現她如何在個人經驗中面對創傷，並在傾向壓抑與沉默的社會氛圍中，探索表達與訴說自身經歷的可能性。
 
紀錄片作為一種影像敘事的形式，被視為與現實建立關聯的重要媒介。然而，這種關聯並非對現實的直接再現，而是透過選取、編排與敘述建構出特定的理解與詮釋。《黑箱日誌》延續了這樣的形式基礎，以監視器畫面、錄音、自我拍攝與訪談片段，構成斷裂而重組的敘事結構，與創傷記憶難以單一敘述、整合的特質相互呼應。
 
如文化記憶研究領域的學者阿斯特莉特·埃爾所指出，記憶不是純粹個人內在的歷程，而是植根於文化與媒介實踐之中。我們對過去的理解，無論來自口述、書寫，抑或影像與數位平台，皆需仰賴媒介的形式與框架。記憶的流動與形塑始終透過某種載體進行，媒介除了傳遞記憶，更參與其建構與再現。
 
《黑箱日誌》作為一種影像實踐，體現了媒介記憶的特質，透過影像結構與個人的敘述，它不只是記錄一段創傷經驗，更在公共語境中開啟對此經驗的反覆召喚與重新理解，使個體記憶轉化為社群中可見、可討論、且具歷史重量的文化記憶。
 
文化記憶生產不只是來自影像製作者的主動參與，也仰賴觀眾的觀看與回應。觀者雖非事件的親身經歷者，卻透過觀看紀錄片，也參與了記憶的再現過程。理解、懷疑、共感與判斷的情感流動，使觀看行為不再中立，將觀看轉化為一種倫理位置的選擇。伊藤詩織透過影像將自身經驗帶入公共空間，使其不再只是不可言說的創傷，而成為一段可見、可被社會回應與集體承擔的歷史經驗。
 
置於日本社會脈絡中，《黑箱日誌》所觸及的不只是個體的創傷經驗，也揭露了日本社會對女性公開發聲的壓力和限制。人類學家露絲·潘乃德曾指出，日本文化展現出「恥感文化」的特質，即個體行為往往受到外界目光與社會期待的強烈約束。在這樣的脈絡下，女性選擇公開性暴力經歷，往往會面臨來自社會多個層面的質疑與審視。
 
紀錄片中呈現了這種現象的複雜性，從司法程序、媒體報導到網路輿論，伊藤詩織面對的不只是事件本身，更包括來自社會各方對其語氣、表情、服裝與情緒表現的審視。這些與事件核心無關的關注，實際上構成了對她敘述可信度的判準，反映出一種性別化的懷疑邏輯，若表現出堅定、憤怒或自我主張，便容易被質疑其真實性。
 
性別在此除了是個人身份的標誌，更是一套由文化與社會習慣所建構的行為規範。社會透過既定的性別期待來解讀女性的言行，使女性的發聲被置於特定性別框架之下，並需面對來自倫理與社會認同的多重壓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