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 NOMAD

在一個彼此難以安心吐露愛意的世界裏，耿軍拍了一部關於靠近的電影。電影裏，沒有人真正擁有什麼關係。他們站在各自的距離，嘗試走近一步，又退回半步。語言模糊，身體遲疑，時間像封閉的空間，沒有出口。當親密關係失效之後，我們還能如何存在？
 
《漂亮朋友》圍繞兩段無法確認的關係，一對中年男同志，一對女同志伴侶。前者在遲疑與試探中摸索，後者則在掌控與妥協之間尋求平衡。電影中的親密形式始終未能真正建立，而是停留在猶豫之中。語言不斷被中斷，身體靠近又被拉開，親密成為一種未能實現的渴望。
 
「自由」是電影中最常被說出的詞，卻也是最空洞的語言。有人將自由視為逃離的正當性，有人則以自由之名控制與佔有。女同志對捐精者生活的監控與限制，看似是在實踐家庭理想，卻在無形中將他者納入一套由健康、穩定、情緒可控所構成的慾望規範之中；男同志之間，自由則成了逃避承諾的藉口。
 
張志勇與徐剛的互動充滿退縮與不確定。張志勇剛離異，試圖面對自己的性傾向，卻在表達慾望時始終猶豫。徐剛表現出更積極的姿態，卻也迅速後退。兩人之間的親密始終無法進入承諾的階段，取而代之的是用「自由」這個詞語來逃避關係責任。
 
Anthony Giddens 在《親密關係的轉變》中指出，現代親密關係已脫離傳統角色結構，轉向以自我實現與情感滿足為核心的純粹關係。關係不再依靠外部制度支持，而是建立在雙方是否在其中獲得滿足，以及是否自願維繫的前提上，非社會對角色的期待。它強調可變性與協商，這樣的親密形式看似進步、自由，也更能滿足個體需求與自我實現。
 
然而，Giddens 也指出，純粹關係的最大困境來自於「承諾」。當關係不再受到外部制度的約束，信任與穩定只能靠持續的情感溝通來支撐。當關係不再帶來滿足，個體便可以隨時離開，使關係處於一種持續不穩定的狀態。Giddens 強調，純粹關係的維繫需要高度的自我意識、情緒成熟與溝通能力。當個體無法理解自身需求、也不擅長表達情感時，純粹關係的理想便可能成為壓力的來源。
 
張志勇渴望自由戀愛，以為能如沙特與波娃那樣建立誠實、開放的情感契約，卻低估了這種自由的條件。他仍抱持浪漫愛的幻想，卻希望以最小付出換取最大回報。他口中的「自由」其實是對責任的逃避，是對承諾的恐懼。他與徐剛的親密始終無法跨越門檻，慾望曖昧難言，情感無法建立共識。

如果說 Giddens 剖析了親密關係中自由與承諾的矛盾，那麼 Eva Illouz 則進一步指出，這種自由如何在當代社會中被制度化為一種壓力性的選擇。她在《愛的終結》中指出，現代愛情之所以變得困難，並非因為人們不再渴望愛，而是因為愛的語言與實踐方式已被改變。我們不再能夠單純地說出我愛你，因為愛已經被轉化為一種高度理性化與風險導向的實踐。
 
Illouz 所指的情感資本主義，並不只是指感情被商品化，更關鍵的是情感行為本身開始遵循資本主義的邏輯，自我提升、風險控管、成本計算與最佳化選擇。在這種邏輯下，愛情從一種深刻的情感經驗，變成可被計量與管理的項目。

兩位女同志為了實現家庭的想像，以高度理性化的方式規劃家庭關係，選擇以計劃化的方式借精生子。她們對捐精者提出一連串條件，從身體到情緒，從生活方式到性行為，無一不被納入計算與監控。他們所實踐的，並非對主流家庭制度的反抗，而是一種以自治、計劃與風險管理為名的新自由主義式重構。
 
這種情感邏輯亦滲透進我們對慾望的理解。Michel Foucault 指出，現代社會對身體與慾望的控制不再依賴禁令，而是透過心理學、醫療、社群機制等微觀權力，促使人們主動進行自我審查與自我治理。《漂亮朋友》中，同志社群原是對主流制度的抵抗空間，卻轉化為新的規訓場域。張志勇在尋找伴侶時遭遇羞辱與勒索，暴露出自由的幻影下，同志內部相互審查與排斥的真實困境。
 
Foucault 幫助我們理解，自由是被生產出來的話語與行為模式。我們不是沒有自由，而是被教導如何正確地使用自由。張志勇在公廁尋找「漂亮朋友」時，被問：「治病還是交友？」表面是詢問，實則是一種羞辱與警告。在酒吧，他遇到自稱「K」的騙子，以性羞辱與恐懼進行勒索。這些場景揭示的不是慾望的自由，而是慾望如何被控制、被懲罰。
 
電影中的每個人都在追求自由，但這些自由總以他人的傷害為代價。當自由只為自己存在，它便不再是自由，而是一種新的壓迫。
 
此外，耿軍在《漂亮朋友》中選用非典型角色，中年、平凡、略顯笨拙的身體。拒絕將角色物化為慾望鏡像，也拒絕同志影像的樣板化。這些身體不是被凝視的對象，而是承載社會規訓與情感壓抑的載體。
 
也因此，角色所說的「自由」才顯得如此空洞。他們渴望親密，卻無法承擔自由所需的責任。他們不知道如何實踐愛，不確定承諾是否還有意義。耿軍沒有讓角色說出我愛你，只是讓他們並肩坐著、沉默、緩步行走。他讓觀眾看到的，不是愛的本身，而是愛之所以無法成立的條件。